美文推荐 | 在聂家念书的日子

张凯

…………………………………………

　　回望在聂家念书的日子，我把自己放在浓浓的情韵里。透过茫茫人生，半个世纪的风雨故事，又一次漫上叮咚的心泉……

怎能忘怀呢？在求学业、赴人生的路上，我在聂家念了七年的书。这七年，留给我太多的记忆。穿越迢迢岁月，每一朵记忆都有滋有味、一往情深、闪闪发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辽北大地铺展在大片大片的农耕文明里。用锄头铲地，用犁杖耕地，用碾子碾米，用大马车送粪或拉庄稼，用零角钱到合社打酱油、买雪花膏儿。从小学到初中，多少农家孩子是在贫瘠的日子中度过的。缺吃少穿，缝缝补补、东挪西借成为常态。买不起甘蔗，就嚼甜杆。买不起月饼，就背着大人，从家里偷出一个鸡蛋去兑换一点儿童心的满足。买不起新衣裳，我就捡哥哥穿过的，还四处显摆，美滋滋的。日子虽然苦些，但爱从未缺席。现在想来，拥有爱的生活，苦亦甜，苦并没有委屈和冷落当年的童年、童心与童趣，相反留下一片晶莹剔透的天真时光……

…………………………………………

　　聂家，全称叫聂家窝堡，生产大队建制，隶属1970年成立的康平县两家子人民公社。当年的两家子人民公社，是由郝官屯人民公社和四家子（后来改为北四家子）人民公社部分生产大队划转而来。这之前，聂家窝堡由郝官屯人民公社管辖。区划调整后，聂家窝堡大队有10个生产小队，包括聂家窝堡、石人沟、颜家窝堡、安章窝堡、潘家岗子，小杨家窝堡、孙江窝堡、凤凰坨、董家窝堡、西南坨子。这在当时全公社是第一大队，人口最多，耕地面积最大。大队有学校，叫聂家窝堡学校，在大队队部的西侧，与大队部一墙之隔。学校前后两趟土平房，前趟房东侧是校长、老师的办公室，西侧和整个后趟土平房均是学生教室。那年月，家家户户孩子都多，一个年级，都50左右名的学生，属于大班型。农村的孩子到8岁的时候就到了入学年龄，那时没有幼儿园，入学就直接上一年级。当年实行的春季招生制度，1970年3月1日早上，天空飘着雪花，小北风还挺硬，呼呼地刮着。早晨一起来，妈妈就对我说：“老二呀，今个儿你就上学了，来回路上别贪玩。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咱农家的孩子，念好书才有出息。妈就不啰嗦了，中午吃的饽饽放进你书包里了，赶紧上学吧。第一天上学，你可千万别迟到了！”

就这样，背着一个用大块补丁缝制的书包和妈妈朴素的期待，我的小学生活拉开了序幕。我个儿在班级中最矮，第一天站排列队就打头。整个小学，个儿也没长多少，就一直当“排头兵”了，呵呵……

…………………………………………

　　记忆中，小学一年级，聚集的是来自聂家、石人沟、颜家和孙江4个自然屯的学生。读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聂家窝堡大队又分出一个凤凰坨大队，孙江窝堡划归凤凰坨大队，这样，赵德田等几名孙江窝堡的同学就转到凤凰坨小学读书了。一年级的教室，是由学校一间仓库腾出来的，在前趟房最东侧，大门朝南。那时，聂家窝堡学校的设施极为落后。用土坯砌起来的课桌，把学生们的衣裤整天弄得脏兮兮的。记得后趟房有一间教室，安排两个年级的学生。左边是二年级，右边是三年级，老师既教语文又教算术。上课时，老师先教左边一年级的课程。二年级的先复习做作业。等教完了一年级的课程，让他们再复习做作业，回过头来再教二年级的课程。这样的教学架构，打成了一个时代深深的印记。

…………………………………………

　　入学第一课，班主任王维霞老师走进教室，先是简单做自我介绍，然后就教我们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从一笔一划讲起。我们就在方格本上一遍又一遍地摹写。第二节课讲“中国共产党万岁”七个字。讲了几遍后，王老师就让我们反复练习，有时还把学生叫到讲台，在黑板上演示，哪一笔写得好，哪个字笔顺不对劲儿，最后做讲评。第三节课，开始讲汉语拼音。现在的孩子，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大班学生在完成幼小衔接后，汉语拼音基本上掌握差不多了。而那时，读一年级才接触汉语拼音这块知识的模板，一切从头起步。上二年级，班主任换了郝维山，是个老教师，很有学问。不过教我们一年，他就转教大班去了。他的儿子郝景全和我是同学，小学时担任班级学习委员，1980年考上了沈阳农业大学。到了三年级，班主任老师是韩雪天，一直到四年级。上三年级的时候，下沉点潘家岗子又转来一批学生，有张玉兰（我堂姐）、潘英芝、郭玉君、陈国志等一批新同学，班级实现第一次扩容。四年级呢，四年级定格在1973年，因为招生计划调整，一年没升学，又多读了半年，直到1974年暑假结束，学生才升到五年级。五年级上半年，班主任是杨国珍，下半年是崔振铎。这四年、五年，说实在的，根本没学到什么。上课的时，教室秩序极差，想学习的没几个，课堂教学很难顺利进行下去。很多时候，一上课，老师就教我们背诵“老三篇”，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光辉著作，一遍又一遍地领读。坚持一段时间，最后让我把“老三篇”差不多都背下来了。从斗私批修、到批林批孔，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反潮流”学习小黄帅，学生们哪有更多的时间往学业里悟啊。住校老贫农，三天两头就做“忆苦思甜”报告。学校一有这安排，从一年级到高年级的同学，三三俩俩，便纷纷搬出上课坐的长板凳，涌向操场，整整齐齐，排排坐好，认真地听老贫农，还有老工人、老革命讲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课者个个用心用情，而我们的一些同学根本听不进去。现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已经是老人家了，但对“忆苦思甜不忘本”的教育还记忆犹新。而那时演讲的贫苦老贫农、老军人、老模范都早已过逝了……

然而，当年的报告或故事，成为红色教育的生动地带，给了我许多奋进人生的力量！

…………………………………………

　　说没有学习时间，还因为春夏时节，学校经常组织一些大年级的学生到各生产队支农劳动，锄草、间苗、追肥，有时还要到校田地里忙活半天或一天。秋天，学校还要放“农忙假”，一放就五天八天的……学工、学农、学军，一系列的校内外活动，好像把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挤在一个狭窄的胡同里了。说实在的，我的小学学习很不扎实，似是而非连片，一知半解扎堆。一晃儿到1975年，我就小字毕业了。这一年5月12日，聂家窝堡小学同学徒步30里，抵达康平县城，每人花3角4分钱，照了小学毕业照。一张黑白照片承载着悠悠往事，叠加在同窗学友们心灵的世界里……

…………………………………………

　　我们的小学阶段，直通“文革”后期。在学校，出现了由“班”改成“排”、小组升格为 “班”的现象。原来的班长变成了排长、小组长变成了班长。就在这阶段，以班为单位，班班建立红小兵组织，一个班就是一个红小兵排。班长就叫排长。而六、七年级学生，则要加入红卫兵组织，组成全校红卫兵连。这个连的头头就叫连长。选上红小兵排长和红卫兵连长的学生，多数都是校“五好学生”。那时候，参加红小兵、红卫兵组织有一条标准很重要，就是“出身好”、活动积极。这样根红苗壮的孩子都第一批参加组织，一般两三年以后大部分学生才加入红小兵。而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少部分小学生，肯定会受到限制，甚至被拒之门外。记忆中，后来为军体委员的赵德天、同学赵永生就分别担任过我们三年级的一班长、二班长。而韩晓天（韩雪天老师的弟弟）、张连玉（同学张连芳的哥哥）则先后担任校红卫兵连连长。其实，红小兵、红卫兵组织，都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革命性、战斗性飞扬，主要是配合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不过在聂家、在全国没坚持几年就销声匿迹了。

…………………………………………

　　1975年暑假过后，我就上初中了。在正常情况下，上初中，就应到两家子中学读书了。可是，当时公社中学，没有那么多的校舍。这样，我们聂家窝堡学校的毕业生，就与牤牛河学校的毕业生一样，在各自的生产大队读盖帽两年的中学。我们六年级的班主任是唐贵，七年级的班主任是张雷。六年级，凤凰坨小学撤并，崔玉光、刘长军、吴玉起、朱亚辉（在聂家念不到一年就转到县城中学）、崔玉福、赵永生、杨忠山、丁亚贤、潘桂兰、李凤文、宋文、杨淑艳、赵淑莲、吕桂杰、荣绍芬等又第一批学生过来了，聂家、凤凰两路人马汇合“六年级”，聂家同学悉数登场，班级实现第二次扩容。学生增加，一下子把教室挤满了。原来两人一个长条桌凳，根本坐不下了。这样，一个长条凳上，只能坐3名学生，这可咋整，凑合呗。

…………………………………………

　　这一年，班级成立了团支部，从凤凰坨转来的团员付春英成为班级的团支部书记。支部刚刚建立，就她一名团员，在班级，发展团员工作摆上日程。六年级，班委会进行调整，我开始担任班长，成为入团积极分子。经过组织考验，1976年8月20日，我光荣地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为一名团员。当时聂家窝堡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叫高芳，沈阳下乡知识青年，眼睛挺大，扎着两个大辫儿，一说一笑的。我被批准入团的消息就是她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

　　聂家记忆，是骨子里的记忆，一缕缕流淌在心河 。先后几任的老校长吴振林（小学同学吴海英的父亲）、王武和、王桂茹、王儒，副校长刘文忠、孙宪仁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王武和校长，从哪儿调到聂家我是说不清了，只记得他眼睛不大，大高个儿，脸颊黑红，抓小学教育教学很有套路与章法，讲话时一展气魄与威严。大年级的哥哥就曾对我说，说王校长是当时全公社工资最高的，每个月挣80多块呢。六、七年级时的校长王儒，中等个儿，很儒气，说话时带着微笑，很有亲和力。后来，王儒校长调入公社，负责全公社业教工作。晚年，在北四家子乡组织“老年说和团”，走家串户，化解矛盾，促进合谐，奉献着余热。体育老师舒展，是沈阳下乡知识青年，住在潘家岗子青年点。冬天上体育课，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舒老师就带我们在教室后边操场上跑步。跑上三五圈，学生们就回教室了。记得那天，舒展老师带我们回到教室后，站在讲台上，他说：“同学们，外面太冷了。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老师给大家讲故事怎么样？”他话音刚落，学生们就大声喊起来，太好了，太好了，老师，快给我们讲故事吧。这时，舒展老师又对同学说：“老师脑海中的故事都装在衣兜里了，左衣下兜装一大堆，右衣下兜装一大堆，看看咱们先听哪个兜的？”又一波声音响起，有的喊听左兜的，有的喊听右兜的，呵呵，还有的喊，两个兜都听没商量！一时间，多少双好奇的眼睛在望着舒老师……

大约半个小时工夫，舒老师一气给我们讲三个小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引人入胜，太过瘾了。后来，我们就盼冬天的体育课。后来，我们同学干脆就叫舒老师“故事大王”了。

…………………………………………

　　当年，我所在的石人沟自然屯，与我一起上一年级的有李志刚，是从南方搬过来的，大个儿，人贼拉老实，喜欢玩弹弓子、弹玻璃球，又是打啪叽的高手。其父亲叫李冠军，靠漏粉条养家糊口，在石人沟住几年又全家搬走了。有查万良，一起念了二年级就迁移到黑龙江。有朱树明，他小学没念完，就搬到郝官屯人民公社小塔子大队。唯有大舅家的大表哥孙昌，与我一起寒来暑往在小学路上，直到毕业。上小学四年级时，石人沟又从两家子人民公社刘家油坊大队搬来了吕姓人家，我就又多了一个叫吕迎春的新同学，长得5星级漂亮，梳着小花辫儿，喜欢唱歌，爱跳皮筋。转来后，她就进入了学校的鼓号队，走在队伍最前面打大鼓，娟娟步态辉映着湛蓝的天际……

我从小学、中学、高中，到后来考上大学，应该说同学很多。但我一直认为，小学同学，很多是由光屁股娃娃成为同学的。这感情，在与后三段同学的比较中，更纯洁、更纯真、更纯粹。

…………………………………………

　　1976年10月，中国一大手笔，就是粉碎“四人帮”，至此，中华大地开始涌动新的潮汐。教育开始得到新的重视。读书无用论彻底靠边站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这时的班内学生，大致有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绝大多数同学的学习意识又强化起来，抓紧补欠帐、攻短板，课内学习时间与课外学习时间无缝对接，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了，成绩提高很快，像郝景全、崔玉伟、任学良、吴海英等几名学习基础一直挺好、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学生，学习劲头更足了。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一些处于“中游”学习段位的学生，紧迫感陡增，危机感爆满，谁也不再瞎胡混了，同样学了起来，准备上两家子中学再搏一搏，争取人生主动。渐渐地，一股强劲的学习热潮在小小班级内形成了；另一种情况是，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说学习就头疼、抄袭别人作业、考试总是打小草一类学生，已经完全丧失学习信心，有几个干脆不念了，回家务农。这类学生，多数年龄较大，比班内岁数最小的同学大到4至5岁，原来就在家当社员铲地了，后来学校和家长一起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成为插班生重回学堂了，又学几年，没大长进。从六年级开始，我每学期都买十多张大白纸或黄纸，到家用刀裁成16开，分科订成几个大练习本，两面写算。那时，大人不再让我干家务活了。早晚，我是把饭桌当学习桌，在执着中推演未来。三天两头停电常跑趟，咋办？点蜡！没蜡咋办？上“洋油灯！”真可谓，有一片属于乡村孩子的独特风景叫点灯熬油，呵呵。

到了1977年暑假，我的七年级毕业了。记得6月19日那天，我们又赶到县城，照了七年级的毕业照。这样，五年级、七年级两张全班毕业照，最后成为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仅存的两张黑白照片。现在，同学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就七嘴八舌地唠起这两张老照片。是啊，这两张老照片，积淀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依稀中，往学校挎豆茬、搬土坯、背青草时的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在这里，前后桌你借我橡皮、我借你格尺的目光在这里，作文本里老师划出的一道道红浪线在这里，班内两个超级女生因为几次受到欺负终于果敢反击一个大男生而穷追不舍而摁地爆打的场面在这里，呵呵……

两张老照片，衍生出又一波真情的沸腾。2023年9月20日，毕业46年后，由多位同学倡义，我们举办了“相聚在金秋、共话同窗情”主题同学会，26名同学从四面八方赶来，共同拥抱一次久别的相逢。这其中多位同学，都46年没见面了。大家就从当年的老照片聊起，心头浮起一片片高低起伏的生活浪波……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9月，正赶上国家恢复断线十年的高考制度，这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震动很大。这年秋季开学，我与聂家窝堡的同学们，就转到两家子中学去了。这意味着，我们在聂家的学习生活划下了句号。中学，乃至中学以后的路还很长。是啊，人生的希望总是在一程又一程的远方。

…………………………………………

　　在聂家念书的日子，把真诚、淳朴、自强、友善、乐观、奋斗等诸多人生要件，牢牢地缔结在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幼小的心间，对后来我们梳理人生理想、确定人生路径、策划人生方案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在聂家念书的日子，是一桩永远难忘的葱翠年轮！

…………………………………………

写于2023年10月3日下午

　 □ 张凯，沈阳市康平县两家子乡聂家窝堡村石人沟人，诗人、词作家，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康平县文联名誉主席，康平县音乐文学学会名誉主席（兼）。曾任康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联主席、常务副部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二级调研员等职。2023年4月退休。出版歌词集《中国是我家》、歌曲集《卧龙湖等你来》、散文集《花儿朵朵开》《聆听乡情》、诗集《响应夏天》、诗文集《心韵传真》、新闻作品集《联通康平》等。有多首歌曲签约国内唱片公司。主要歌曲作品有《中华民族》《血性中国兵》《中国是我家》《卧龙湖等你来》《红红火火咱康平》《快来康平摘苹果》《康平羊汤》《康平大地瓜》《康平花生》《卧龙湖锶鱼》《男人不好当》《老家的碾道》《老支书》《打工谣》《咱要赚大钱》《潇洒的水》《爱情沦陷》《爱情驾到》《不怪爱情怪自己》《爱情冰冰凉》《爱情能耐》《两棵树》等等。歌曲《难忘的红高粱》获沈阳市“五个一工程”奖。2022年，在沈阳市原创城市歌曲作品征集展演活动中，由其作词的原创歌曲《微笑沈阳》荣获一等奖。